黄静秋，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哲学研究。

邓伯军，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哲学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①习近平：《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2017年12月9日，新华网一、数字的自然空间形态在人的依赖关系阶段，自然经济造就自然时间，时间是混沌的自然存在，决定数字呈现简单的自然空间形态。据考古推测，“数”产生于原始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原始人在采集、狩猎等生产活动中首先注意到一只羊与许多羊的差异……逐渐看到一只羊、一头狼、一条鱼……之间存在着某种共通性……这种为一定物群所共有的抽象性质，就是数”①李文林：《数学史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1页。。当人类对“数”的认知不断明确，开始利用多种计数形式如指数计数、刻痕计数、结绳计数等进行记数活动，“数”由具体形态转向抽象形态，“数”得以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适应新的记数需求，人类创造数字符号，着手运用竹筹、木筹、骨筹、算盘、计算尺等筹算方式开展记数活动。在数字的自然空间形态中，天然共同体中的人初步发展自身的理性能力。数字从原始的意识模式，逐步具体化，由“像”转向“象”，获取一种象形，形成一定的抽象概念，呈现数字的自然演进进程，彰显人类的理性成长样态。人类在原始共同体的生产生活促发人类的理性思维初始萌芽。当人类从“多”的概念分出“一、二、三、四、五……”等概念，对“数”的把握由具体形态的“多”到抽象出原初“数”的概念，可以推测人的思维由具体开始走向抽象，形成时、空、数一体的整体思维，人类初步具有抽象概括能力。“史前先民以其感知能力，从自然界纷繁复杂的物象中捕捉与自己生命现象相似的刺激物，而后在物象层面建立起人与刺激物的类比关系和认同关系”②邓伯军、谭培文：《意识形态的史前史探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2期。。原始先民刚从动物界分化出来，混沌初开，对时空的感知居于模糊样态，开始具备认知能力，开启“数”的自然空间形态，人类思维围绕着低层次的生存活动做出反映，具有神秘互渗律、集体表象、原逻辑思维等特质。然而，原始人类的分析、概括、抽象等理性能力相对低下，呈现感性的、直观的前逻辑思维，凭借想象和猜测的方式来认识事物的基本属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居于地域（或宗族）共同体中的人经过思考改进数字运算的内容与形式，记数方式持续改善，数字被不断提纯，凝化为固定的符号，强化人的逻辑思维，发展人的抽象能力，提升人的理性意志，生成人的自由意识，人类思维初始走向复杂。人类开始懂得利用自然物进行简单加工，能够借助数字概念对物开展计算、分析和综合，具有作用于自然界的能力，对自然界实行改造，人类的创造意识持续觉醒，由自发初始走向自觉，人的判断、分析、综合、抽象、计算等理性能力得到发展，深化对生活世界的认知，增强对现实世界的作用。“中国个体自我意识更多地强调感性和务实，其意识形态建构走上实用理性的路径。西方个体自我意识更多地强调理性和知识，其意识形态建构走上抽象思辨的路径。”③邓伯军、谭培文：《意识形态的史前史探源》。中国从经验出发，总结数字的演化逻辑，创建方块字数字，强化人的感性经验的综合思维方式。西方从理性出发，分析数字的演化逻辑，创造拼音型数字，深化人的理性逻辑的分析思维方式。然则，在农业社会，尽管“数”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以原初物质解释世界的范畴，但亦带有混合成分，介于具体性和抽象性的解释之间，强调运用逻辑方法进行理论论证，重视理性能力的发展，祛除原始思维的朴素性质，追求以抽象的理性思维探寻事物的本质。综合可知，数字的自然空间形态反映生活于天然共同体的人具有的初步分析、综合、判断、抽象等能力，建构以经验为主导的感知结构，人的理性能力得以发展，具有一定的思辨性，获得相对独立的自我意识形式，着手唤醒人的自由意识。但在天然共同体中，人的理性能力与自然经济相适应，存有具体化、直观化、体验化等特质，个体意识淹没于共同体意识之中，未能建构真正的思辨理性能力，呈现低层次性。正义是人类不断追求的价值取向，数字不仅是记录社会生产生活的记数工具，作为社会现实的反映，还蕴涵价值理性，数字与正义具有内在的关联性。通过对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的数字符号进行价值考量，批判数字的非正义现象，关注数字的正义性问题。在血缘共同体中，由于生存活动的单一化，原始人类只需简单地记录共同体所拥有的物品和人口数量等，主要利用自然身体和自然物品开展计数活动，“数”的理念同等地被共同体的人所分有，自然“数”造就自然劳动，促使自然物质资料亦平等地被共同体人所享有，似乎不存在剥削性和压迫性。但在血缘共同体中的数字正义具有形式性，数字的共享只是共同体式的共享，共同体成为个体存在的前提，数字旨在为共同体的生产生活服务。且运用数字进行分配资源的依据是个人在共同体中所处的社会地位，氏族首长和成员的分配并不与劳动贡献全然挂钩。故原始时期的数字只是获得共同体式平等，并没有实现个人的实质性平等，且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相互斗争，具有非正义性。因此，原始血缘共同体的数字只具备形式化的正义，缺乏实质性的正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摆脱血缘共同体走向地域（或宗族）共同体，社会分化为奴隶和奴隶主、农民和地主（或领主）的对立阶级，数字呈现等级性。数字蕴涵着等级思想，如“九”作为最大的个位数，具有最高统治的象征性，彰显皇帝意志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威性。“到了奴隶社会的末期，中国的计算按等级的思路已经发展到24位。”①文武：《奴隶社会的数学》，《珠算与珠心算》2004年第2期。数字存有“千、百、十”等位级，表明人类共同体的等级制，人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而低位级的数学进化到高位级，显示社会低等级的人需要服从于高等级的人，人与人之间呈现不自由和不平等样态。且在地域（或宗族）共同体中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奴隶主、地主（或领主）出于实现和维护统治的目的运用数字记数，根据相关计算结果调整治理行为，规训奴隶或农民的劳动活动，数字成为其强化统治的工具，是压迫奴隶或农民的手段。显而易见，在数字的自然空间形态中，自然数字的阶层化构建天然共同体的分化结构，逐步强化阶级的对立性，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侵入人的生产生活和日常生活，自然数字创制的社会关系是以血缘制或地缘（宗族）制为基础的人身依附关系，等级、压迫、控制等权力关系在空间中被结构化、被再生产、被固定化，数字总体上呈现非正义状态。二、数字的社会空间形态在物的依赖关系阶段，人的生产能力的发展改变人类时间的存在方式，自然时间被社会时间取代，促使数字的自然空间形态转变为社会空间形态，数字技术逻辑凸显。19世纪以来，自然数字不断演化，由自然数转为实数、虚数、复数、四元数、狭义数和广义数等形式，数的概念持续向前发展。随着计算机的出现，互联网的发展，数字由符号走向技术，通过把图、文、声、像等信息转化为计算机能够识别的二进制数字“0”和“1”，进行运算、加工、存储、传送、传播、还原，对相关数据信息开展编码、压缩、解码等，推动数字技术的建构。数字的计算公式、方法、工具等都实现大幅度转变，突破简单的运算形式，转向复杂化的智能运算形式。工业革命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开发，“比特”构筑的世界取代“原子”组成的世界，不断压缩时空，数字营造的虚拟世界“表现一种再现的或人工的世界，一个由我们的系统产生的信息和我们反馈到系统中的信息所构成的世界”②[美]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9页。。数字的虚拟世界并不是虚幻世界，而是与现实世界并存，共同组建成为人的此在世界。故在数字时代中，数字符号成为数字技术，人能够利用数字技术解决市场的无序化、滞后化、盲目化等缺陷，科学引导社会市场的活动，有序调整市场主体的行为。然而，数字技术的发展使社会简化为最简单0/1程式，将物质还原为芯片和显示器，一切格式化、数据化、程序化，数字将建立冰冷化的世界，人的多样性日渐消解，同质化现象持续发展。企业家通过占有相关数字资源，对数字产品进行深化加工，实现数字商品的使用价值，最大限度地获得剩余价值，强化对劳动者的剥削力度。数字技术亦将可能营造景观化的真实，数字制造需要，需要决定生产，物质生产在数字制造的假象和操控下开展，真实世界被数字世界所取代，数字镜像现身在场。为此，当数字技术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技术，为数字资本所控，数字霸权逻辑生成，数字的隐性控制将造就更深层次的技术奴役，人被数字技术操纵，在数字景观中沉沦。可知，数字时代，数字演化为技术本身，服务于社会的数字化，增强人对世界的去蔽化，但数字在强化人对世界的解蔽过程中也起着遮蔽世界的作用，人将在真实世界中迷失自我，丧失发展的自由性。商品经济的发展，数字的自然空间形态转为社会空间形态，自然劳动转为社会劳动，天然共同体转为虚幻的共同体，人由依赖人的存在状态转为依赖物而存在，以物权定义人权，人获取一定的人身自由，但也造就生存的异化性，建构人类的物化生存方式。在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中，“商品的变成世界，这也使世界的变成商品”③[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7页。，数字的社会空间形态构建社会化的劳动，以利益关系为核心的虚幻的共同体取代天然的共同体，人确保对自身私有财产的占有权，人不再信赖主观的人，而是依靠客观的物，以物权规定人权，人依赖于外物而生存。“以货币为目的的财富生产提升了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却也使货币获得了全面控制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特权。”①邓伯军、谭培文：《从财富形态的演变看财富哲学话语体系创新思路》。个人的劳动时间被资本家占有，资本家通过数字计算强化对劳动者的剥夺力度，劳动者生产的商品越多，越为自己生产的商品所控制，人由物所占有，主体性被抽象化。当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到数字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进入数字化生存，伴随着资本积累而来的却不是劳动者财富的增加，而是劳动者相对贫困的积累”②蓝江：《数字异化与一般数据：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序曲》，《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在虚幻的共同体中，资本家借助数字技术隐蔽地占有剩余价值，个人难以意识到数字的异化性，在资本家的操纵下开展生产生活。个人在使用企业开发的软件时被强制同意公开自身的数据信息，资本家可以借助数字技术在共同体中生产固定的数据信息，引导个人的行为，控制民众的选择，让人相信自己可以自主判断，事实是在有预设的制造空间中进行虚假化自主选择，数字镜像自行开放，社会拟像愈演愈烈。且个人在日常生活的休闲时间中亦生产着数据信息，并被资本家无偿占据，被资本家读取、处理、研判，借以依据分析结果对个人输出虚假的“休闲”商品，规训个人的消费行为。个人处于数字景观中，成为数字技术的附属，被数据所包围、控制、规化，为数字技术所异化，技术奴隶主义显现。在社会主义的工业社会中，数字的社会空间形态推动社会劳动的发展，建构以人民群众利益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共同体，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确证人民的私有财产，反映人民的利益诉求，然而，由于生产力发展的局限，社会主义共同体中的人还未能突破物化的依赖关系，个人仍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创造商品，生成自我价值，实现自身存在，人仍被物所异化，“以物权界定人权，势必以物的形式去追逐社会权力，势必导致物的拜物教”③邓伯军：《马克思恩格斯劳动哲学中的社会身体问题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人由物确证自身的存在，物权赋予个人独立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亦使人获取抽象主体性，未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只能在日常生活中沉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数字技术的推进，“在技术的全面宰制下，资本(数字)借助于信息和技术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独立性和个性，而作为劳动者的人却越来越丧失了独立性和个性，越来越成为数字的奴隶”④邓伯军：《马克思恩格斯劳动哲学中的社会身体问题研究》。。为了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的数字技术奴隶主义，建立以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共同体即人类命运共同体，转变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形式，强化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运用形式，促使人人成为数字技术的主导者，都是数据信息的生产者和占有者，免于形成数字技术的压迫性，消除数字资本的操纵性，解构数字劳动的异化性，祛除现今世界的数字鸿沟，推动全人类的自由化、和谐化、共赢化发展，人将逐渐避免以外物确证自己的存在，不断占有自己的本质，挣脱物化的生存方式，推动自由的建构。数字的自然空间形态向社会空间形态的转变，数字成为人生产生活的重要环节，人对数字的把握继续深化，推动人的理性能力的成长，数字化本身就是理性化能力的生产过程。数字时代，工业化的现实空间将与数字化的虚拟空间相结合，二进制思维中介系统以数字方式表达和构成事物的关系，营造数字空间，人的活动通过数字之网相互联结，打破传统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分界，突破传统的理性思维框架，扩展人的理性思维空间。人由利用数字直观事物发展到对其进行抽象分析，在纷繁复杂的计算过程中增进自身的比较、解析、综合、抽象与概括等理性能力，人的思维进入探寻认识本身的理性阶段，个体意识从共同体意识中独立，构建思辨理性，强化理性可控，推动形式抽象转向逻辑抽象，促进理性能力的成长。当数字的演算越来越庞杂、精细、高深，人重视依靠数字技术进行陈述、推导、演算等，深化发展人的数理逻辑，逻辑抽象日益成为感知结构的核心要素，人对事物的认知不断透彻化，对世界的解释越来越概念化，形成具有更高抽象度的理智符号。数字技术的发展加深人对事物的理念认知，实现由“象”到“念”的转化，增强人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推动理念抽象的发展，提升人对现实和虚拟时空的感知，有效开发人的理性能力。可知，为了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或数字化的需要，人持续提升自我的觉察、综合、分析、判断、反思等能力，人的理性能力逐渐呈现高层次性，摆脱低水平的直观思维，走向高水平的抽象思维。但在虚幻的共同体中人的理性能力的成长将受到资本的影响，为工业资本或数字资本所控，日益丧失自身的反思、批判、创新等能力，“只能在权力场的阈限内展开有限的认知活动”①白刚：《数字资本主义：“证伪”了〈资本论〉?》，《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未能真正推动人的理性能力的自由成长。为了改变在虚幻的共同体中理性能力发展的局限，主张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视肯定人类的自身价值，强调每个人都是数字技术的应用者，都能借助数字技术深化自身的概念思辨、分析综合、逻辑推理、反思批判、创新发展等理性能力，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理性、价值理性、实践理性自觉，持续提升个人的认知自由、道德自由、审美自由等，用理性的方式改善人类的生存世界，致使人不仅能把握和改造经验层面的现象世界，还能深化把握和改造超验层面的精神世界，更精确地掌握世界和自我的本质特征，推动人的理性能力的自由化成长。数字的社会空间形态的发展，人由依附于天然共同体中的人转为依附于虚幻的共同体的物，获取一定的人身自由，强化数字正义的建构，但这种正义具有形式性。工业时代，人存有通过学习掌握数字的机会，获取相对的人身自由，具有一定的休闲时间，人与人之间呈现形式性平等。但实质上，资本家通过利用数字计算劳动者每天或每时刻的生产效益，依据结果调整剥削行为，强化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劳动者只有出卖自身的劳动力才能获取存活的可能性，劳动者的身体和精神都遭受压迫，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性，是以，虚幻的共同体的数字生产呈现非正义性。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似乎使虚幻的共同体中的人获取自由的选择权利，在某种程度上能促进社会的流动，也能强化国家治理的参与度，还能改变社会政治利益结构等，营造“技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假象，仿佛数字资本主义变成“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但本质上，数字技术为资本家所掌控，成为资本积累的新场域，充分拓展资本增值的空间。资本家凭借数字技术无偿或有偿地占有劳动者的休闲时间，个人的自我时间深受侵占，时间主权日渐丧失，人将成为时间的奴仆，社会再无空白时间，整个社会成为生产的场所及社会工厂。资本家根据个人的数据信息生产相关商品或人为制造虚假的消费需求，控制个人的生产生活，最大限度获取利润，人屈从于物的逻辑，进行假象的自我塑造，人被“他者”所控，数字造就不公性。资本家利用数字技术造成更深程度的压迫性，构造更大规模的权力落差，形成更大程度的贫富鸿沟，“我们很难认为社会富裕程度的差异是上个历史阶段的残留。这种差异显然是由数字资本主义本身造成的。”②白刚：《数字资本主义：“证伪”了〈资本论〉?》。数字资本主义带来的不是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富裕，而是束缚、不公和贫困，人与人之间只是获取表面的自由和平等。显而易见，数字技术为资本家所应用建立新的共同体不公，形成数字霸权主义，资本家依靠数字垄断隐蔽建立经济剥削、政治侵犯和文化侵蚀的压迫之态，强化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等级性，创制世界的数字鸿沟，建立全球的差异化结构，缔造虚假化的数字正义。为了改变虚幻的共同体的非正义性，建立符合当今时代发展需要的具体的、真实的、真正的共同体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每个人成为数字技术的主导者，人人都能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自我建构，引导数字技术脱离资本的控制，开展反数字资本主义斗争，消解数字的景观现象，缩小世界的数字鸿沟，规避全球的失衡发展，推进无压迫群体差异的再生产，强化数字为全人类利益的服务性，打造各国之间自由、平等、民主、宽容的交往关系，精准发展的局限性和临界点，推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构筑数字空间的正义之维，趋向建立全球正义的新秩序。三、数字的自由空间形态在人的自由个性阶段，人的生产能力高度发展将使社会时间转为自由时间，数字将脱离社会空间形态转向自由空间形态。在数字的自由空间形态中，社会生产力实现高度发展，劳动时间不再是财富的源泉，“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是财富的尺度”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财富的尺度变成了自由时间或个性自由发展的时间”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页。。当自由时间取代劳动时间成为财富尺度，个人出于实现自我价值的目的而劳动，人类的劳动不再成为个人谋生的手段，而是转变为人的自觉活动。是以，数字将成为人获取自我本质的力量，数字劳动将成为自我实现的创造活动，数字技术将成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的，不再是外在于人的技术，而是内化于人的能力之中，变为人追求自由的能力。数据信息在数字媒介中交流的物质壁垒将被打破，人在数字时空中能够摆脱身份、地位、经济等限制，不断确证自我，占有自己的本质，自由地塑造自身。每个人能够真正利用数字技术延展自身的脑力和体力，自由地读取、处理、研判相关数据信息，共同占有数字资源，成为数字世界的主人，自主掌控数据，推动世界的去蔽化，揭示世界的本真性。数字技术将超越现实物质时空的限制，缩短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实现无限化和无损耗地高速传递，建构实时的对话关系，为人类进行自由交流提供可能性。在虚拟数字空间中建立人的真实联系，在真实空间中强化人的数字联结，突破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二元对立，实现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的互动关系。人类交往的二维边界将被突破，多维空间将不断建立，构设人与人的多维交往模式，促使交流的时间、空间和对象不受限制，人将进入数字交流的自由王国。因而可知，在数字的自由空间形态中，人既能摆脱在自然数字形态中对人的依赖关系，又能祛除在社会数字形态中对物的依赖关系，扬弃人化或物化的社会关系，生产自由化的社会关系，自由地建构自我，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未来社会，数字的自由空间形态将转变虚幻的政治共同体，使人继承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内含的具体化、自由化、人本化等特质，吸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经验，推进建构“真正的共同体”。未来真正的共同体不是原始部落的联合体，也不是大共同体或小共同体等虚假共同体，而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联合，即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由依赖物的生存方式转为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生存方式。数字的自由空间形态将呈现世界的自由样态，祛除社会的不平等空间，人人都能够根据自身的兴趣开展生产生活，表达自己的观念，给出自己的判断，做出自己的选择，彰显个人的意志，直面人的本质，发展人的自由个性，建立自由化的共同体。数字世界的信息来源具有多元性，数字技术由政府、企业或技术专家控制转向个人控制，每个人都将成为数字世界的主人，能够自由地把控数据信息，构筑个人所有制，“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③[美]罗尔·C.古尔德鲁克俭：《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马克思社会实在理论中的个性和共同体》，王虎学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8页。，为个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奠定基础，推动建构真正的共同体。而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人通过运用数字技术扩展自己的能力，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读取公共数据信息、处置相关数据信息和维护自己的隐秘信息等，强化对世界的认知性和改造性，人不再成为数字技术的附庸，而是自主、自觉、自为地运用数字技术。数字技术成为个人实现自由的能力，将大幅度强化个人的力量，人人都将是数据信息的生产者和占有者，数字成为个人生存的重要内容，数字化生存的异化状态将趋向消亡，人获得自我的标识，构建数字化生存的自由状态。每个人通过数字技术平等地开展联系、互换信息、进行生产，达成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交往，充分生产人的全面性，人生产的数字产品越多，得到的也就越多，实现人的在世之在。由此观之，真正的共同体的形成将达成人对人的全面占有，人向人的本质复归，摒弃人依赖于人的存在状态的无主体性，扬弃人依赖于物的存在状态的抽象主体性，成为自由个性的人。人将实现与自然、社会、人本身的和谐，取得人的此在的真实，面向自由而存在，实现全人类的真正解放，构筑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生存方式。数字的社会空间形态转向自由空间形态，促进人的理性能力的自由全面成长。在数字的自由空间形态中，数字技术建构极度复杂化的虚拟空间，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相互融合，将形成人类的自由生存空间，为此，人的理性思维将突破传统框架，转向建设自由生存空间所需的理性能力。人将具备高度化的抽象、分析、综合、概括等能力，自由地开展研判和抉择，全面地发展自身的能力，强化对新世界的适应性和创造性，促使人能够真正地看清世界，实现世界的解蔽化，避免成为技术的新奴隶，消除技术奴隶主义，为自由王国的建立提供必要保障。故在共同体中，人的理性能力的成长将不再是适合社会发展需要所固定化的能力，不受他人规训，而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发展需要自主培养，数字技术将继续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数字技术为全体人类所应用的理念，不再成为某些人的垄断技术。人人都能够利用数字技术科学地培养自己所需的理性能力，重视发展个人的分析、综合、判断等基本能力，不断提升个人的演绎、推理、思辨等理性能力，着重开发个人的创新能力，并借助数字技术补充和改进自身的不足，促使人能够自为地建构自身的理性能力，实现人的理性能力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人的理性能力的自由全面发展，将能够实现自我认知的完全化，明晰自己的兴趣，综合自己的优劣，确定自己的需要，人将存有认清世界的基本能力，明晰世界的真实图景，而不被他人显性或隐性地误导，真实形成自己的选择，真正实现自由发展，重构新的世界图景。由此可以推测，在真正的共同体阶段，数字将推进每个人的理性能力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思维将从抽象再次向具体转化，内化为每个人所需的具体化能力，完成人类思维的第二次飞跃，促进人的理性能力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数字的自由空间形态促使个人能够自由而全面发展，深化延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义情态，强化构建真正的共同体的数字正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自由数字缔造自由时间，劳动时间的分化状态将演化为本真状态的自由时间，人在自由时间中把握自己的存在，根据自己的个人兴趣，自由地掌控自己的时间、安排自身的活动、获取自我的本质。未来社会将开启数字生产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时代，“每一个人不仅承认和尊重其他人获得自由的能力，而且承认和尊重其他人履行或实现这种能力即其他人发展他或她的积极自由的特定方式”①[美]罗尔·C.古尔德鲁克俭：《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马克思社会实在理论中的个性和共同体》，第153页。，“这些个人相互自由地联系，不是出于物的依赖的需要，而是出于主体的需要”②[美]罗尔·C.古尔德鲁克俭：《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马克思社会实在理论中的个性和共同体》，第34页。。在相互依靠的真正共同体中，每一个人都能够占有自己所生产的数字产品，而不被他人所无偿或有偿占有，数字劳动的剥削性将不在场，个人的劳动不再外在于人，而是内化为个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个人出于实现自我价值的目的而劳动。人由无主体性获取真正的主体性，实现形式化的独立人转向实质化的自由人，数字建构人的真正的独立性，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往，强化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发展。为此，在数字的自由空间形态中，数字技术将不再成为资本家剥削人的手段，而是演化为人获取自由的能力，每个人都能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自由地利用数字资源，充分地占有数字产品等，开展自由、平等、民主、宽容地生产和交往活动，祛除人与人之间的主客二分状态，人人都是主体，人人也成为自身的客体，对象化消除异化模式，破除现实世界的权力压迫，构建真正的共同体的正义情态。综合可知，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数字的自由空间形态将建立自由时空，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消除物权对人权的规定，人将彻底摆脱物的支配，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真切构筑数字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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