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静秋，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哲学研究。

邓伯军，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哲学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①习近平：《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2017年12月9日，新华网

一、数字的自然空间形态

在人的依赖关系阶段，自然经济造就自然时间，时间是混沌的自然存在，决定数字呈现简单的自然空间形态。据考古推测，“数”产生于原始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原始人在采集、狩猎等生产活动中首先注意到一只羊与许多羊的差异……逐渐看到一只羊、一头狼、一条鱼……之间存在着某种共通性……这种为一定物群所共有的抽象性质，就是数”①李文林：《数学史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1页。。当人类对“数”的认知不断明确，开始利用多种计数形式如指数计数、刻痕计数、结绳计数等进行记数活动，“数”由具体形态转向抽象形态，“数”得以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适应新的记数需求，人类创造数字符号，着手运用竹筹、木筹、骨筹、算盘、计算尺等筹算方式开展记数活动。

在数字的自然空间形态中，天然共同体中的人初步发展自身的理性能力。数字从原始的意识模式，逐步具体化，由“像”转向“象”，获取一种象形，形成一定的抽象概念，呈现数字的自然演进进程，彰显人类的理性成长样态。人类在原始共同体的生产生活促发人类的理性思维初始萌芽。当人类从“多”的概念分出“一、二、三、四、五……”等概念，对“数”的把握由具体形态的“多”到抽象出原初“数”的概念，可以推测人的思维由具体开始走向抽象，形成时、空、数一体的整体思维，人类初步具有抽象概括能力。“史前先民以其感知能力，从自然界纷繁复杂的物象中捕捉与自己生命现象相似的刺激物，而后在物象层面建立起人与刺激物的类比关系和认同关系”②邓伯军、谭培文：《意识形态的史前史探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2期。。原始先民刚从动物界分化出来，混沌初开，对时空的感知居于模糊样态，开始具备认知能力，开启“数”的自然空间形态，人类思维围绕着低层次的生存活动做出反映，具有神秘互渗律、集体表象、原逻辑思维等特质。然而，原始人类的分析、概括、抽象等理性能力相对低下，呈现感性的、直观的前逻辑思维，凭借想象和猜测的方式来认识事物的基本属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居于地域（或宗族）共同体中的人经过思考改进数字运算的内容与形式，记数方式持续改善，数字被不断提纯，凝化为固定的符号，强化人的逻辑思维，发展人的抽象能力，提升人的理性意志，生成人的自由意识，人类思维初始走向复杂。人类开始懂得利用自然物进行简单加工，能够借助数字概念对物开展计算、分析和综合，具有作用于自然界的能力，对自然界实行改造，人类的创造意识持续觉醒，由自发初始走向自觉，人的判断、分析、综合、抽象、计算等理性能力得到发展，深化对生活世界的认知，增强对现实世界的作用。“中国个体自我意识更多地强调感性和务实，其意识形态建构走上实用理性的路径。西方个体自我意识更多地强调理性和知识，其意识形态建构走上抽象思辨的路径。”③邓伯军、谭培文：《意识形态的史前史探源》。中国从经验出发，总结数字的演化逻辑，创建方块字数字，强化人的感性经验的综合思维方式。西方从理性出发，分析数字的演化逻辑，创造拼音型数字，深化人的理性逻辑的分析思维方式。然则，在农业社会，尽管“数”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以原初物质解释世界的范畴，但亦带有混合成分，介于具体性和抽象性的解释之间，强调运用逻辑方法进行理论论证，重视理性能力的发展，祛除原始思维的朴素性质，追求以抽象的理性思维探寻事物的本质。综合可知，数字的自然空间形态反映生活于天然共同体的人具有的初步分析、综合、判断、抽象等能力，建构以经验为主导的感知结构，人的理性能力得以发展，具有一定的思辨性，获得相对独立的自我意识形式，着手唤醒人的自由意识。但在天然共同体中，人的理性能力与自然经济相适应，存有具体化、直观化、体验化等特质，个体意识淹没于共同体意识之中，未能建构真正的思辨理性能力，呈现低层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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