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现象学认为世界存在先于之思，因此，本体问题始终是敞开的。巴赞曾挪用萨特的名言宣称“电影的存在先于本质”，即电影的本质是不可先验的。因此，从现象学的立场出发，电影的本体自然也是不确定的、开放流动的。[7]梅洛-庞蒂也曾反复指出:“在我能够对世界做任何分析以前,世界就在那里了。”[8]他认为世界的本质是多面的、暧昧的，现实本身就是多义性的深度整体，是不可能轻易通达的对象。他同时认为电影是一种能将物质与精神完美融合的“居间性”艺术形式。巴赞深受这种“暧昧性”“居间性”“辩证性”的现象学立场影响，[5]因而，我们在巴赞的论著中时常发现某些看似“矛盾”之处，但正是这些“矛盾”“纠结”体现了巴赞对电影本体的谨慎态度。他深刻地意识到电影的本体问题是不可能完全通达的，他将电影本体论置于一种“敞开之境”，需要在历史—时间进程中逐步显露出来，在历史—时间维度上持续开放，不断纳入丰富的异质性内涵。[7]可以说，巴赞的电影本体论开启的现象学立场，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端，也使得巴赞电影本体论保持了跨越世纪，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在经典电影理论时期，电影的本体论问题始终是研究主体。除了爱森斯坦和巴赞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外，德国电影理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曾于1960年发表名为《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的文章，将电影看作是“照相的一次外延”，认为电影是以摄影为基础在屏幕上呈现出物质真实感。其观点同样被归为电影现实主义本体论。此外，法国电影理论家让·米特里试图寻找到爱森斯坦和巴赞之间的折中立场，他从电影心理学和符号学出发，阐述了电影潜在的符号属性，并将“蒙太奇”看作是电影表现形式的基本元素之一，反对以“景深镜头”完全取代“蒙太奇”，为20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电影符号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总体说来，在经典电影理论时期，集中探讨了影像与现实的关系，并揭示了电影的艺术本质，电影本体论形成了以现实主义本体论为主导的共识，尤其以巴赞的现象学本体论最为耀眼。

二、“电影可能是什么”：多元开放中的生成主义本体论

20世纪，西方发生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语言被看作是哲学发展所面临的根本问题。60年代以后，在结构主义影响下，法国理论家克里斯蒂安·麦茨发表了《电影：语言还是言语》，标志着现代电影理论的出现。如果说经典电影理论时期，人们主要探讨的是电影的艺术属性，那么，麦茨则将人们对电影的关注引入了结构主义语言学视野，开创了电影符号学，形成了电影语言本体论。他早期将电影看作是一种影像符号，研究电影文本的语言符码，提出第一电影符号学。后期他将电影进一步看作是“想象的能指”，提出第二电影符号学，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胡塞尔的现象学、拉康的镜像理论等深入探讨“观影心理对于符号能指的建构”，[9]研究的重点从封闭的电影文本转向影片的意义生成，其研究范式也从结构主义转向了后结构主义。

20世纪60年代也正是西方掀起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时期。电影的本体之思从早期通过揭示影像与现实的关系来肯定电影的艺术本质到将电影看作是文化的分支，并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使得电影研究呈现出多学科综合、多元开放的态势。其中，电影研究的哲学化格外引人注目。电影引起了柏格森、梅洛-庞蒂、德勒兹等众多哲学家的兴趣，从哲学的角度探索影像的本质。其中，德勒兹独树一帜，先后发表了《电影Ⅰ：运动—影像》《电影Ⅱ：时间—影像》两部著作，直接推动了“电影—哲学”的诞生。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他曾经解释道：“我们不应该问什么是电影，而是什么是哲学。”他从哲学观照电影，亦从电影阐释哲学。有学者曾提出21世纪将发生“哲学的电影学转向”，而基于电影与思维二者的紧密关系，哲学运思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被电影问题所代替。这一转向曾被麦克卢汉所预言，并被德勒兹所启动。[10]

德勒兹对电影的研究既不同于以巴赞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本体论，更与麦茨的电影语言本体论相去甚远。德勒兹坚信电影本身不是语言，因此，自然不赞成用语言学、符号学的相关理论来阐释电影。他深受柏格森生命哲学以及影像本体论的影响，认为“一切皆影像”“影像之外别无他物”，艺术的宗旨在于表现生命、时间和思想本身。他将电影的本质看作是“思维和它的运作过程”。[11]266德勒兹哲学视角下的电影超越了对物质世界的摹写，而是作为连接物质材料和思维记忆的机制,使得外在世界和内在意识发生交汇、融通，让一种“心智质料”现世。[11]416电影本身不仅是一种“自动”的运动，更是一种时间的绵延。据此，德勒兹从哲学层面赋予电影本体一种新的可能，即“人的思维和影像的结合体”。[12]电影的本体也从一种实体性转为一种非实体性存在。电影与哲学的正面相遇，始终没有带给我们关于“电影是什么”的清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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