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撑经济排斥视角解释的有效性的经验是，即使是不考虑性别失衡状况，光棍仍然存在，而且，不仅仅男性光棍存在，还会存在剩女。事实上，从宏观的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刘爽、蔡圣晗的研究表明，2010年我国30～44岁的大龄未婚分年龄的性别比并非如外界所想象的那样突出，以乡村为例，从30岁、31岁依次至44岁的未婚性别比为：101.9、104.9、103.4、104.9、103.7、103.5、101.9、102.8、101.4、102.3、100.4、99.9、99.7和100.9［30］。所以，被“剩”的原因就可能不是总人口分年龄性别比的不平衡，而是“女高男低”“甲女丁男”的个人条件优劣不同所致。从微观层面来说，一些基于村庄的经验研究也表明，即使同样是农村，在婚配困难方面，西部地区更多面对的是大龄男性光棍问题，而东部地区农村则更容易面临大龄剩女问题，其机制在于，分化的层级结构中，每一区域内部的同一层级的婚姻资源特别是上层中的婚姻资源基本上是相对封闭的内循环，中层的女性不愿意“下嫁”而又无法“上嫁”时就可能不断推迟初婚年龄，而中层男性则因为有底层女性愿意“上嫁”而得以稀释其结婚压力，结果，压力层层传递后，底层的大龄男性就容易成为光棍［31］。

3.文化排斥

与前述两种硬排斥相异的解释是，还有一种软排斥，即文化排斥，它是指从文化上否定嫁给农民或对已经成为光棍的农民进行污名化的现象。在婚姻市场中，以嫁到农村和嫁给农民“为贱”的“婚姻贱农主义”从文化上承认了农村“光棍”婚配困难的客观现实，并将农村“光棍”的婚配困难问题合理化和合法化了，从而消解了农村“光棍”婚配困难之所以是“问题”的问题，并且从观念上、话语上和政策上自觉不自觉地构建了婚姻中的贱农主义的意识形态［32］。文化排斥的本质是将上述经济排斥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固化和承认下来。当然，也有一些微观层面的文化排斥的解释，例如，在学术研究中，不用“光棍”这个词去形容那些年龄大而“没有结婚”的男子，所谓大龄未婚、大龄不婚、独身等词即是如此。其实，这些没有污名化风险的词汇，看似客观，却容易将被排斥的结构性原因误认为是光棍个体的“主动”所为。

四、农村“光棍”问题研究的前瞻

纵观国内外关于农村“光棍”婚配困难问题的研究成果，有影响者仍主要限于人口学领域，婚姻挤压的“数字技术”解释模式是主要框架，他们为人们重视光棍问题做出了应有的学术贡献。在国内外的研究动态方面，目前除了人口学界仍在继续跟踪测算农村“光棍”的数量外，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则更侧重关注其形成原因，并在婚姻挤压视角之外，提出了诸如“婚姻市场要价”［33］“代内剥削”［34］“代内剥夺”［35］“社会剥夺”［36］等一些社会学的中层概念，这些学术努力均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增色不少。然而，总体来说，这些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克服乃至突破。

第一，由于缺乏对“乡村”本身的认知和自觉，既有研究的视野里都只有具体的“人”—“光棍”，而较少有支撑“人”—“光棍”—产生的“村”，也即将农村“光棍”单纯地当作“农民”问题，而没有看到它更可能是“农村”问题。就农村光棍问题而言，其实，脱离村庄的研究都是难以落地的。

第二，过于注重“总量”概念，缺乏对“复杂情况”的有效把握。尽管在测算“光棍”的数量上，人口学界做了不少努力，但是，从文献检索来看，那些根据统计数据测算得出的男性多于女性的“绝对数字”，其实并不必然地等同于“可能终身不婚”的“光棍”数量。而且，根据本文前述对婚姻挤压视角部分的扫描，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就目前的研究条件来看，学界是无法真正把“光棍”的数字测算精准化或精确化的。所有这些测算的目的，都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很严重，而至于具体数字上，笔者认为少几百万或多几百万并不是关键问题。因此，接下来的农村光棍研究没有必要在这一层面耗费太多精力，尤其是发明各种复杂模型去测算，甚至预测未来的，也没有更多的实际意义。根据1982年的普查数据和1987年的全国1%抽样调查的数据以及当时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学者预测的情况是，农村男性光棍应该快速缓解的，而事实上，进入1990年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启动以后，人口的乡城流动加快，传统婚姻圈也被快速打破，原本“一本正经”地根据宏观数据“预测”的“缓解”却越来越“恶化”了。

文章来源：《数字技术与应用》 网址: http://www.szjsyyyzz.cn/qikandaodu/2020/0724/42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