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早的权威数据，是张萍的文章《中国大龄未婚问题及特点》，该文以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100%汇总资料和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进行测算。在张萍看来，当时农村大龄未婚困难问题在缓解，而城市的大龄未婚困难问题在加剧。具体就农村而言，1982年时，28～49岁大龄未婚的农村男性有883.4万人，占同龄农村男性人口比例8.64%，占全国同龄未婚男性人口比例高达84.17%，到了1987年时，28～49岁段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人口比1982年减少了138.6万，所以，当时作者乐观地假定，如果农村经济持续继续向好发展，那么农村男性大龄未婚问题将继续得到化解［7］。应该说，这是目前文献中能够比较准确地获得大龄未婚人口数字的研究，其后的研究，受数据本身的限制，大多数文献所给出的都是“推算”出来的大致数字。

例如，岳岭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数据测算，当时的农村男性比农村女性已多出了将近3000万，根据每年出生的农村人口中男性还会多出女性360多万的情况，作者推测到2000年时，农村男性比女性会多出5000万［8］。不过，笔者认为这篇文献所存在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作者并没有交代具体的测算方法和准确的数字来源，只是笼统地说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就把“光棍”问题大而化之地处理成了极不严谨的“数字技术”。

还有一些数据测算甚至指出，20～49岁段的男性过剩人口中，2015年超过2000万，2025年可能超过3000万，2035年超过4000万，在2040年左右会达到4400万［9］。此外，一些研究还认为，传统婚姻圈中的青年女性外出务工流入城市且在务工城市寻找到合适的配偶，从而导致劳动力流出地的适龄婚姻女性人口减少，劳动力流出地的适龄婚姻男性人口，自然就更难以找到相应数量的女性成婚，从而可能沦为“光棍”［10］。人口迁移的推拉效应表明，迁入地与迁出地往往存在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经济社会发展较好的地区如果存在婚姻挤压现象，就会拉动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地区的女性通过婚姻迁移进入，于是，婚姻挤压的效应就会因为婚姻迁移的作用，而扩散和延伸到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地区［11］。

与上述数字较大从而显得有些夸张不同的是，同样也有学者运用人口普查数据的长表资料或1%全国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推算得出较小甚至是小得多的数字。例如，国家统计局人口司的杜泳以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进行推算，全国30～44岁大龄未婚人口总量795万，其中男性是728万，而农村男性则有559万［12］。显然，这个数字一方面比起前述3000万甚至夸张的5000万表述则少得多。但是，悖论的是，据有学者的统计测算，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当时全国30～44岁大龄未婚者也有786万，其中男性有740.7万，农村男性有604万［13］。如此看来，1990—1995年这6年时间中，仅从数字看，大龄未婚人口的状况几乎没有多大变化。这些数字本质上都有矛盾之处。一方面，按照婚姻挤压的视角，总人口性别结构和出生人口性别结构都是越来越严重失衡。那么，多出来的男性中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大龄未婚人口，而数字本身与这一视角下的研究结果存在冲突。同样地，在较近的研究成果中，刘爽和蔡圣晗指出30～44岁段2010年农村大龄未婚人口只有780万［14］。笔者采用同样的方法，统计了18个省、市、自治区农村30岁及以上的大龄未婚人口数量仅50多万，按1%的抽样推算，全部数字也就500多万，但是，根据中国民政部发布的2010年社会发展统计报告数字表明，截至2010年底，中国农村得到五保供养的人数为556.3万（民政部门户网站，2011年6月16日）。在我国，农村五保户的主体之一是年满60周岁以上的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的老年人，这表明，根据长表数字推算全国大龄未婚男性人口数字是存在疑问的。

在国外相关研究中，较早的研究主要是关注中国历史上的男性过剩人口与政治秩序安全问题［15］，在此之外，则仍主要是基于婚姻挤压视角的研究，他们集中于揭示性别结构失衡的基本状况和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些检视。例如，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指出，受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调和东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较好的吸力作用，中国农村特别是西部地区农村将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一生中“从未结婚”的男性人口［16］。一项对中国和印度2005—2100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和婚姻挤压关系的研究指出，即使假设出生人口性别比从2020年开始回到正常轨道，就中国而言，没有结婚的50岁的男性人口在2055年时仍可能会增加到15%［17］。另一项测算研究则指出，由于生男偏好和对女性的歧视，性别失衡所带来的婚姻挤压，将会使得中国在2015—2045年间每年多出100万男性［18］，而对中国1980—2010年间出生的人口性别比的测算表明，这一段时期内男性比女性多出了3600万［19］。所有这些数据测算都试图表明，“光棍”问题是由于性别结构失衡所造成的婚姻挤压所带来的。在国外发表的研究成果，其数据的源头也均是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和每“逢五”年份的全国1%的抽样调查的数据。

文章来源：《数字技术与应用》 网址: http://www.szjsyyyzz.cn/qikandaodu/2020/0724/42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