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国学者在媒介文化领域内针对多个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笔者通过查阅《文化研究》（辑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大学》《探索与争鸣》《文艺研究》《人民论坛·学术前沿》《新闻记者》《中国图书评论》《电影艺术》，以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等期刊2020年的目录及文章，对2020年媒介文化研究的总体情况进行扫描后发现，以饭圈亚文化、媒介化空间转向、短视频为代表的视听文化、社交媒体文化、数字化的审美鸿沟等是2020年媒介文化研究关注的主要议题。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我国当代媒介文化不断发生裂变，与此同时，新的审美形态和文化认同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得到重构。

一、粉丝亚文化研究

随着我国城乡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各种新媒介的日益发达，饭圈、耽美和字幕组等网络亚文化现象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网络亚文化成为当下媒介文化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而在2020年涌现出的众多亚文化研究成果中，粉丝亚文化研究更是占据了半壁江山。

（一）饭圈文化研究

从“饭圈女孩出征”“周杰伦蔡徐坤粉丝打榜”到“云监工事件”“肖战粉丝举报AO3事件”等亚文化媒介事件可以看出，饭圈文化正如曾一果所说的，从“圈地自萌”走向“文化出圈”，“以多样的文化实践方式参与到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并由此拓展出新的社会身份和文化空间”。[1]《文化研究》《人民论坛·学术前沿》《探索与争鸣》等刊物都组织了“粉丝文化专题”，集中讨论粉丝文化所带来的影响。例如，《人民论坛·学术前沿》以“‘饭圈’文化的深层机理”为专题，组织了孟威、曾一果、曾庆香、魏鹏举、田丰、吕鹏、金雪涛等学者的文章，从身份认同、社会治理和文化消费等多个角度考察饭圈文化。曾庆香在《“饭圈”的认同逻辑：从个人到共同体》中探讨了“饭圈”的认同逻辑，其中包括粉丝对偶像的他者认同、粉丝在偶像身上投射的自我认同以及在粉丝社群中获得的群体认同。[2]魏鹏举的《从“饭圈”文化看创造力经济的未来》从文化创意经济的视角发现，创造力经济给“饭圈”文化带来了无限生机，正是发达的互联网数字技术与创意经济，推动着创意领袖进入“饭圈”文化的中心舞台，“饭圈”的注意力经济模式向创造力经济模式转型的趋势才会不断显现。[3]《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12期所发表的崔凯的《破圈：粉丝群体爱国主义网络行动的扩散历程——基于对新浪微博“饭圈女孩出征”的探讨》一文，通过分析新浪微博“饭圈女孩出征”网络爬虫数据发现，在“饭圈女孩出征”一事中，传统媒体的网络账号起到了关键性的扩散作用，粉丝群体的动员能力与扩散作用则被高估。[4]

学者们试图深入粉丝群体内部，探讨粉丝社群的组织结构、动员机制等，希冀对粉丝群体祛魅，从而在主流文化与粉丝文化之间提供理性对话的可能性。而在粉丝文化研究中，从“情感劳动”的视角切入粉丝社群，探究其发展的内外动因成为研究新趋向。赵丽瑾在《粉丝社群的组织结构与动员机制研究》中将“粉丝社群”视为一种“自组织”结构，自组织内部的少数活跃粉丝对这一结构的形成极为关键，而活跃粉丝与不活跃粉丝数量上的不平衡则有助于组织的运行和动员；粉丝社群的动员机制包括社会网络理论视野下的粉丝社群的弱耦合结构、粉丝基于社会资本的考量以及粉丝对明星的爱这一情感要素。[5]刘国强、蒋效妹对肖战、王一博的粉丝社群进行了民族志观察，探究该粉丝社群建构过程中情感能量聚集、形成和衰减现象的动力机制模型。[6]袁文丽、王浩的《依恋式守护：“饭圈化”情感的公共价值与实践逻辑》一文认为，粉丝的“依恋”之情是饭圈化情感的公共价值所在，粉丝对偶像的依恋可以提纯到守护国家的功能维度，用于化解国家风险，因而主流媒体应挖掘亚文化的情感价值，“正视亚文化群体的情感表达，利用丰富的情感资源进行舆论引导，将主流价值观嵌入话语表述中，灵活设置相关议题”。[7]宋成则将网友“云监工”、武汉“火神山”等医院建造一事视为“饭圈文化”参与社会活动的产物，“云监工”们通过对“慢直播”中各类物体命名、对直播画面进行拼贴再创作以及网络应援等一系列饭圈活动，实践着自己的情感投射、情感参与以及情感支持，“起到了表达和传播情感、释放紧张情绪、构建共同‘抗疫’的群体感和身份认同等作用”。[8]杨馨的《情感劳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以L后援会为个案》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于粉丝社群中的“情感劳动”加以批判，阐明粉丝身陷“明星—粉丝—媒介平台—资本”的闭环内，情感被裹挟进流量制造的机械进程。在组织化的“打投”“转评”活动中，粉丝自身其实遭受着娱乐文化工业的剥削与异化。[9]

文章来源：《数字技术与应用》 网址: http://www.szjsyyyzz.cn/qikandaodu/2021/0627/14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