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我们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常态化疫情防控需要将疫情防控工作纳入社会治理的日常工作范畴，从物资储备、监测—预警、病情诊疗、危机应对、善后处置、舆情分析、人口流动预测与管控、有序复工复产等方面出发，全面构建联防联控体系，将疫情处置从被动的“冲击—反应”模式向预防模式转变，在疫情尚未发生或蔓延时就做好重点环节和重点区域的排查和监管工作，及时控制和消除重大疫情爆发的潜在风险。疫情防控常态化要将危机意识和底线思维贯穿社会治理的始终，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制，统筹做好人力调配、物资使用、资金配置、项目实施等工作，以便在短时间内形成抗击突发疫情的巨大社会合力。从临时性应急状态转变为常态化治理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传统的依赖人力物力的人海战术越来越不合时宜，为此，“要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1〕。及时发现并掌握疫情线索、判断疫情发展态势、预测疫情影响因素、进行疫情处置推演，成为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必由之路。

一、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数字技术应对逻辑

当下疫情防控成为一项基础性、常态化工作，主要是基于当前国内外疫情发展的形势，是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必然要求，是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应然之举，是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保证。

（一）疫情防控形势的复杂性

我国国内的疫情防控阻击战虽然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医疗救治、社区防控和后续工作任务依然艰巨繁重，跨境、跨地区人员的流动和聚集带来的疫情反弹风险依然存在。在世界范围内，疫情正在多国多点爆发并呈蔓延态势，造成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暂停”和航运、海运、陆运的迟滞等“衍生灾害”。股市狂跌、油价闪崩、百业萧条、民生艰困，全球经济循环系统出现紊乱，全球化面临休克风险。以互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应用与普及，使信息传播、交互方式、信息与资源集聚程度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信息技术与热点突发事件的双重驱动下，社交网络生产、传播虚假信息的现象屡见不鲜。民众受恐慌情绪与风险规避心态的支配，舆情风险叠加，社会化媒体进一步加剧疫情谣言传播的复杂性，一旦应对失当将会出现关联性风险的连锁反应。可见，大数据、人工智能是把双刃剑，它们在疫情蔓延的特殊时期，既可为疫情防控提供技术支撑，也可能带来链式反应和次生灾害。为此，需要做好疫情信息的统计与发布、大数据在疫情防控中的应用、潜在舆情风险的评估及防范、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的谣言处置、网络社会情绪的监测及应用等方面的系统规划与具体落实工作。

（二）疫情防控主体的多元化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先进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市场组织和互联网企业不断得到技术赋权，通过预测和影响大众行为来控制市场，实现利益最大化。鉴于自身利益和参与意识的觉醒，行业组织、公共服务机构、社区等自治组织、社团组织也纷纷加入多元主体共治的潮流，安全治理进入全面关联和分布协同的时代。“一家大的互联网科技、金融、物流企业，就是一个强大的社会信息搜集和分析系统，可以为社会治理创新作出积极贡献。”〔2〕这就使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等要素的权重加大，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为此需要不断厘清权力与权利的边界，让权力从集中走向分散。疫情防控的传统模式是凭借政府的经验和意志，通过命令与控制程序、依赖内向刻板的国家权威进行防控管制的。诸多互联网企业通过计算能力服务与赋能助力疫情防控，为壮大联防联控的社会力量提供了渠道、平台和手段，推进了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进程。这一方面加速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疫情防控、社会治理和民生服务中被政府和社会力量快速采纳和应用的趋势，但另一方面也使得资本权力、行政权力、社会权力间互动更为复杂，因此迫切需要明晰数字技术应用的技术逻辑、组织逻辑和民生逻辑，建构社会治理扁平化的网络化模式。在智能手段运用的基础上，合理调控国家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建立资源共享、信息共通、共同行动的联动机制，形成多元社会主体协同防控局面。

文章来源：《数字技术与应用》 网址: http://www.szjsyyyzz.cn/qikandaodu/2021/0426/13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