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定义、性质与评价

1.公共领域的定义与性质

对于划分公共领域与个人领域的方法，学术界存在多个版本，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进行了界定，“所谓公共领域，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①从理论上来说，作为个体公民的代言人和国家官僚的监督者，公共领域不受国家和市场的控制。在公共领域，公民可平等地获得信息，拥有集会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公共领域内的任何讨论与协商都应以理性为原则，并服务于社群的共同利益。由此看来，公共领域的参与者应被定义为“笛卡尔式主体”，他们能够明确地论述自己的观点，并充分理解他人的诉求。通过有意识地修正与让步，最终所有公民都能够就相关利益达成共识。

值得一提的是，在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话语下有且仅有一个公共领域，因此哈贝马斯使用单数而非复数词根为这一空间命名。在协商民主的支持者们看来，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公共领域可促进公民个体之间的共同理解，推动政治先进性；而多个公共领域的存在将带来议题的碎片化并导致极端思想的出现，从而使得公众愈发远离民主。

尽管哈贝马斯没有提供明确的有关个人领域的定义，但他将公共领域定义为普遍、理性讨论的领域的做法实际上已经将个人领域与“私人、非理性、低级”等词语画上了等号。在哈贝马斯看来，个人领域包括家庭和与商业相关的场合（market）。通常个人领域的欲望和需求被认为是私人的，具有极少的社会价值；只有当它们被理性的公民提出并在谨慎有序的公共领域被公众严肃讨论之后，这些个体问题才具有公共意义，成为公共利益。

另外，公共或个人领域不应与公共或个人空间混为一谈。事实上，哈贝马斯理论中的公共领域并不与具体场所相对应（在该理论中，如咖啡馆这样的公共空间和像沙龙这样的个人空间均被定义为公共领域），更准确地说，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是由理性的交流和慎重的共识等话语元素决定的。因此，我们可以从话语的角度来分析和评价公共领域与个人领域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与联系。

2.对公共领域概念的评价

近几十年来，学术界试图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分析和评判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最普遍的看法是，谨慎有序的公共领域的概念未考虑社会地位的不对称性、主体意识的多重性、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差异”一词对民主的重要性。尽管协商民主话语下的公共讨论主张普遍平等的参与，但在实际讨论时主导群体习惯于将他们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规定为一般性常识，并以集体决策的外衣掩盖特权运作。最终，底层群体将发现他们对那些主流社会“约定俗成的风格和行为”一无所知，因而无法找到合适的方式和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并时常遭到主流社会的误解。

另外，哈贝马斯对公民主体性所采取的笛卡尔式的解读和对单一的、同质化的公众的向往同样受到其他学者的质疑。美国政治哲学家艾里斯·杨指出，笛卡尔式的“公平主体”（impartial subject）否认“个体经验的独特性”，因而根本不可能在现实社会中存在。如果主体无法了解自身，那么他们也不可能做到相互理解。事实上，对群体的认同往往伴随着对“他者”的排斥和贬低；在公共与个人的分类中，协商性公共领域的先进性是通过对个人领域的否定和压制实现的。通过将女性、少数民族和底层群体成员的利益定义为私人事务，权利主体将边缘群体的利益诉求排除在“共同利益”之外，加剧了现有的社会不公。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单一的、无所不包的公共领域应不断地被代表边缘群体利益的“次反公众”（subaltern counterpublics）挑战和修正。

艾里斯·杨认为，与协商相比，像政治行动这样具有表现力和对抗性的民主参与形式对民主更有益处。以Papacharissi为代表的部分学者甚至认为，公共领域与个人领域的概念已不再适用于当今的社会现实。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代公民对传统代议制民主的信心不断下降并选择通过多元化的个人和数字化平台参与政治活动。评论家认为，目前同质化的、以所谓“共同利益”为目标的西方代议制民主习惯于将原本多样的观点表达简化为一系列“是”或“不是”的单项选择题，公民只能通过事先安排好的选项被动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互联网和相关数字技术似乎为人们提供了更加平等、自由与多样化的参政议政途径。一些学者试图确立数字技术与民主之间的积极联系，但目前看来我们依旧无法确定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究竟将对公共领域和个人领域的互动及民主制度的健全产生何种程度及性质的影响。

文章来源：《数字技术与应用》 网址: http://www.szjsyyyzz.cn/qikandaodu/2020/0724/429.html